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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1

海南高院李静云主审的(2016)琼民申865号民事裁决离奇地“显失公平”


海南高院李静云主审的(2016)琼民申865号民事裁决书极其不公正,“显失公平”,申请依法撤销裁定,做出相应的变更或撤销,务必做司法鉴定!!!把该案撤回一审法院重审,理由如下:
一、宏观上,“显失公平”,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判决原则 ,理应被变更或者撤销。

我女儿(再审申请人)在九小校园内被赵俊怡伙同林乐踢中肚脐,有学校监控视频和赵俊怡在派出所笔录为证,医生开出疾病证明书“腹外伤”、“肾损害”、“腹痛头晕(腹部被踢伤引起)”,也证明再审申请人已受伤害的事实 。

主、客观上,我女儿是受害者,是弱势方,原有公平的平衡关系已失衡;九小是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组织,是秉赋教育学生弘扬和捍卫正义的组织,但,竟然在肇事者没有委托的情况下,公然替她辩护没打到、原告没受伤,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司法精神,反其道而枉为;九小又公然违背《宪法》、《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保护儿童的法定要求,不同意中院为原告做伤情(损伤程度)、伤残等级、三期(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后续治疗费司法鉴定;龙华法院、海口市中院、海南高院又抛开医院病历诊断、疾病证明书的事实判原告败诉,连个赔礼道歉都没判;龙华法院一审时在学校、校长庄宝主体资格没确定就开庭,海南高院没有依法驳回原审法院重审,反而让九小补交法人代码证书、庄宝身份证,而原告补交的疾病证明书却不被确认为“新证据”,又没有应原告在一审时申请到海南医院取证的申请去海南医院取证。这样,各级法院把权力优势倾向原已经有经济、裙带关系优势的九小,相对一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在主、客观上,使原已失衡的平衡关系更加失衡,一目了然,这判决已“显失公平”。

《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二、被再审申请人和法官对再审申请人的伤情诊断有重大误解,按《民法通则》理应变更或者撤销裁定。
由于一审前,再审申请人已交当事人一起陪去看病的病历资料给法院,医生在病历上写:“初步诊断:腹外伤”“PE(查体):神智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都对这病历无异议,但医生写的字特潦草,在高院询问庭审中,当事人都承认看不懂医生的字,李静云法官也当场承认字写得确实潦草;医生也没当当事人的面明确说再审申请人已经受伤,九小校方自己提供的“安全教育记录”证据中写着:“B超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医生也没说什么。”,在肇事者赵俊怡在派出所的笔录上显示:“(警察)问:你同学陈巍宜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否有伤到哪里?(赵俊怡)答:她检查结果显示是正常。”这些都证明医生没当当事人面说出再审申请人已确实受伤的事实。

医生字写潦草和不当面释明伤情的原因,造成被再审申请人、一审和二审法官对再审申请人的伤情诊断有重大误解,之后,再审申请人向高院提交了原首诊医生把在原病历上“初步诊断:腹外伤”的字重新写清楚的病历资料,被再审申请人在高院庭审中承认这病历资料的真实性,《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都表明医院病历、疾病证明书、司法鉴定是有完全证明力的,再加上再审申请人在高院阶段补交的“腹外伤”、“肾损害”、“腹痛头晕(腹部被踢伤引起)”三张疾病证明书,对陈巍宜受伤事实有补强证明作用,高院理应按《民法通则》规定对一、二审的判决变更或者撤销,但高院仍然维持原审认为原告没有受到伤害的认定,显然,高院对再审申请人确实受伤的伤情诊断有重大误解。

《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要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三、高院对事实认定不全面,又含糊其词;在认定是否是“新证据”的问题上,没有写明伤情的具体名称、判断“新证据”标准的法律依据。在确定事实、法律依据方面都违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决文书制作规范》,有瞒天过海、徇私枉法之嫌。
1、 贵院在民事裁定书上认为:“但一审时再审申请人所提出的2014年12月18日报警当日检查的结果,不足以证明损害后果”贵院这样对事实含糊其词的认定,没有写出“检查的结果”是什么的具体内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1679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要求,该规范要求:“三、正文……(五)事实……7、……对有争议的证据,应当写明争议的证据名称及人民法院对争议证据认定的意见和理由;……11、……或者对法律关系或请求权认定相关的事实着重叙述”,贵院法官“没有写明伤情的具体名称、判断“新证据”标准的法律依据”这行为有愚民不公正的情形特征,因为检查结果的具体内容是《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中认定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是合理有效解决案子的关键所在。

当时的检查结果是:“初步诊断:腹外伤”、“PE(注——2016年12月2日医生才解释是查体之意,指不利用辅助器械或仅利用简单的辅助器械对患者进行诊断,初步判断疾病的方法):神智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都已经表明我女儿已有受损害后果,2016年8月补开的疾病证明书:“腹外伤”,即使贵院不认为是新证据,但它毕竟是《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中认定赔偿有效依据的医院疾病证明书,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是具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已足够对“初步诊断:腹外伤”的事实有充分补强作用,符合证据补强规则。

2016年12月2日,再审申请人父亲问开疾病证明书医生张蔚桐,“是否有依据证明是腹外伤?法院对这不认定”他回答说:医生白纸黑字已经写了,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家不认定就是刁难你。有现场录音为证。

更何况,《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对证明损害后果、赔偿应以医生诊断或司法鉴定为主。《证据规则》明文规定,被告如有异议,应提出反证证据,而被告没有提出任何反证证据,又不同意再审申请人要求做司法鉴定的请求,况且法官又没有国家行医和鉴定资质,怎么能作出“不足以证明损害后果”的结论呢?

【20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 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民法通则司法解释》“143 、受害人的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等认定。”“144 、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为凭。”。这些法律条文都表明医院证明证据在法律上是有完全证明力的,也证明贵院作出“不足以证明损害后果”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是错误的,是极其不公正的!!!

2、贵院在民事裁定书上认为:2016年补开的疾病证明书(注---它指:“腹外伤”、“肾损害”、“腹痛头晕。建议:因腹部被打伤,引起腹痛头晕、腰膝发痛进行活血化瘀治疗”等三份疾病证明书),“这些证据材料,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可以形成或获取,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不能认定为新证据”。这是贵院不全面捋清事实、没认真查看和分析已交证据、从而断章取意地造成错误裁定——“不能认定为新证据”。我认为这是“错误裁定”的理由如下:

第1,迟开“疾病证明书”不是再审申请人自身原因造成,而是由于诸多社会原因造成,是不以再审申请人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原因,这方面证据,在当事人已交的证据里有反映。事实理由有如下六点:理由1、医生在病历上写的字特潦草,当事人都看不懂,校方律师在高院询问庭审中承认看不懂,“查体”、“初步诊断”的具体内容根本看不懂,李静云法官在庭上也承认字写得确实不容易看,笔录有记录。而裁定书却没反映和采用这事实。理由2、首诊医生张蔚桐也没有在看病现场当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的面明确地表述再审申请人的确受伤的事实。在校方自身提供的证据中,其中“安全教育记录”部分记录着:“B超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医生也没说什么.”。还有,在肇事者赵俊怡在派出所的笔录中记录:“(警察)问:你同学陈巍宜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否有伤到哪里?(肇事者)答:她检查结果显示是正常。”理由3、海南医院门诊“就诊须知”病历上写着:“4、医生开出的疾病证明书及病假条,请到门诊部一楼大厅导医服务台盖章。5、需开具门诊诊断治疗书,一律持有关部门介绍信到门诊部办公室办理手续。”其中的“疾病证明书”与“门诊诊断治疗书”是否一样?导医服务台护士和就诊医生说是一样,医务室领导说不清楚,如果是一样,要持“有关部门介绍信”才能开,“有关部门”指哪些部门,导医台护士和医生都说不出,显然,开不出疾病证明书不是再审申请人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社会客观原因酿成的。理由4,现中国各行业盛行庸、懒、散、拖作风(否则,先各单位不会成立专门整治庸、懒、散、拖的职能部门!),在门诊部还是在住院部上班?再加上医生早、晚班更替常因个人事情突变的原因而换班无常,问护士医生何时上班,护士常因忙懒得回答甚至谴责我骚扰她们工作,找到医生都不容易,不是一去医院就能找到要找的医生,更何况是开证明,医生甚至连超标的生化检查结果也不跟原告解释。事实上,再审申请人要求首诊医生张蔚桐开“疾病证明书”时也几经波折,开始,医生不同意开,经告到龙华门诊医务投诉处张科长处,张科长违约躲避,后又投诉到主管投诉办公室的刘副主任处,经刘副主任的亲自陪带下,找首诊医生张蔚桐,才得以开出,医院有监控视频录有此过程,原告现申请法院到海南医院调取。海南医院龙华门诊医务投诉处张科长阻止张蔚桐医生释明生化检查指标给再审申请人,阻止医生按司法鉴定规范重新写清楚病历和在病历上盖章,后报110,出警解决此事,也报12320,也无解决结果,此事已报给海口12345、海南纪检、中纪委,现申请贵院对这调查取证。理由5、一审时,再审申请人曾书面向龙华区法院要求去海南省医院取证,一审法院既不去取证,也没有书面告知不去取证的理由,也没有通知首诊医生张蔚桐到庭就“是否受伤”作证。理由六,九小严重失职,扰乱原告对自身受伤损害程度详情的认知,还人为阻扰原告做司法鉴定的请求。九小从一审开始到有“腹外伤”、“肾损害”等疾病证明书的今天,一直在否认原告已受伤事实;在二审时,原告申请要求中院做司法鉴定,九小竟然不同意,公然违背《教育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学校义务的法定规定,《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受伤害学生的伤残程度存在争议的,可以委托当地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有关机构,依据国家规定的人体伤残标准进行鉴定。”。

第2,贵院不认定补开的“疾病证明书”为“新证据”,违背法定“新证据”判断标准的含义原则。

《证据规则》第4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注:修正后是第二百条)第一条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吴在存在他的《民事证据规则适用》一书中第57页是这样描述:“所谓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是指在一审庭审结束前,该证据尚未形成或产生,或者虽然该证据已经形成或产生,但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该证据已经形成或产生的情况”。从这可以看出,“新证据”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一审结束前还没有形成和产生的,第二种是一审结束前就已形成或产生,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结合本案分析,再审申请人的受伤情形是在一审庭审前形成和产生,但由于所有当事人都承认首诊医生字写特潦草,看不懂“初步诊断”、“PE(查体)”的具体内容,医生又没当所有当事人的面明确说再审申请人确实受伤了,所有当事人都不是学医学专业的,再加上B超检查结果“未见异常声像”,让当事人都误解为不受伤,显然,造成了负有举证责任的再审申请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受伤情形,怎么能去要求医生开疾病证明书呢?逻辑上是不支持原告应当即时、及时去要求医生开“疾病证明书”的说法,如果支持,九小两名班主任当时在看病现场,九小作为责任方,也应当告知原告去开,也应当遵守《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五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学生,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该办法第九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当相应的责任:(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这表明,如支持原告应当即时、及时去开疾病证明书,那就说明九小在看病现场,也知道原告已经受到损害,竟在法庭上伪造证据证明原告没受到伤害,九小的责任更大,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应当受罚款、拘留、刑事责任的情形。经上述分析,证明造成再审申请人没去要求医生开“疾病证明书”,属于北京高院吴在存在他的《民事证据规则适用》一书关于“所谓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描述中的第二种情况——“或者虽然该证据已形成或产生,但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该证据已经形成或产生的情况”。

所以再审申请人后来补开的“疾病证明书”符合《证据规则》第44条规定的“新证据”。

第3,贵院不认定“疾病证明书”为“新证据”,使案子解决结果根本性、颠覆性地违背事实,明显“显失公平”。

医疗机构出具的原始病历是具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再审申请人的“疾病证明书”已事实地反映自己已受伤的实情,理应由被再审申请人赔偿和道歉,而贵院判决截然相反,被再审申请人既不赔偿,也不赔礼道歉,显然在鼓吹打人有理,与整体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相违背。

《证据规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证据”。一审庭审刚结束,在修改笔录期间,再审申请人父亲发现笔录没有进行双方相互询问,叫笔录员请法官过来释明,叶世宽法官说:可以不进行双方询问,你可以继续补充交证据来。龙华法院的庭审全程监控音频、视频应有记录,高院可明查。法官明确允许再审申请人延期举证。显然,贵院不认定补交的“疾病证明书”是“新证据”而导致判决结果与事实相违背,众所周知,这已“显失公平”。所以,补交的“疾病证明书”理应是合法的“新证据”。

第4,贵院不认定“疾病证明书”为“新证据”,违背了“程序法是为了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的法律原则。
虽然程序法赋予法律市场化的色彩,但不改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的天赋职责。《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显失公平”、“行为人对行为内容重大误解的”的裁判要“更改或者撤销”,已明确表明程序法不能改变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的属性。

第5,贵院没把2016年8月9日陈金妮医生在病历上写着:“患儿既往尿酸稍高,建议复查……家长考虑择期再带患儿就诊复查。”的内容定为“新证据”是错误的。这则病历记录表明再审申请人伤情治疗还在继续,在一审、二审前还没发生,根据《证据规则》第四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注:即修正后民诉法的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所以病历上这则医生记录应是“新证据”。
这表明“肾功能”指标之一血“尿酸”超标的医疗重要性,陈巍宜被踢中的腹部正是肾脏所在的范围,证明这是“肾损害”的疾病证明书和需要后续治疗的事实依据。

四、被再审申请人在高院庭审询问中,并没有说再审申请人在高院阶段提供的“医院疾病证明书”不是“新证据”,也没有交出任何反证证据,是法官人为偏护九小、非法臆断为“不是新证据”。

在裁定书上,写:“再审申请人在申请再审时,提交了于2016年6月补开的病历、疾病证明书,于申请再审受理后、询问时提交了于2016年8月形成的病历、疾病证明书,认为是新证据,参加询问的被申请人海口市第九小学认为不是新证据。”,这样描述是不属实的。
其实“笔录”显示,被再审申请人在高院庭审中对2016年6月补开的疾病证明书和2016年8月形成的病历、疾病证明书,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他们提不出任何反证证据。
他们只对2016年6月(注:应是9月6日)补开的病历上“初步诊断:腹外伤”重新写清楚的内容,认为:“这不属于新证据”“对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但,他们提不出任何反证证据。
贵院法官把被再审申请人大部分没说“不是新证据”的证据,却笼统归纳进他们只认为一份证据不是“新证据”的非“新证据”范畴,更何况他们只认为那份不是“新证据”的证据反而确确实实是符合《证据规则》第44条所说的“新证据”定义标准的“新证据”,理由在本文的第“三”的第“2”里已阐述;更何况,《证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被告对“疾病证明书”没能提供任何反证证据,贵院法官理应认定“疾病证明书” 的证明力,然而,竟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要求,认定“疾病证明书”不是“新证据”,执法公平的浩然大义何在?!

五、贵院法官在庭审中已表露出偏袒被再审申请人的行径,裁定不“公平”也进一步证实偏袒的事实。
1、再审申请人在高院法庭上说,学校在一审时给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在“法人代表人(签字):”处没有校长签名,授权无效,要求查看学校在高院阶段的律师《授权委托书》是否有校长签名,法官没给,没经质证。事后到贵院档案室查,发现笔录没记不给再审申请人看《授权委托书》一事,高院阶段的律师《授权委托书》上确实也没校长签字。
《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没有校长签名,又没提供校长授权校办公室主任盖法人章的签名说明记录管理档案,无法证明校长是否行使职权,也许是办公室主任越权盖章或有人伪造公章等都有可能,《证据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所以一审和高院阶段的律师《授权委托书》违法,无法证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是无效的,理应撤回一审法院重审。
2、法官只允许再审申请人向对方当事人提三个问题,不让自由提问,在笔录上也没记录只问三个问题一事。限制和变相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
3、在提问过程中,法官有意打断再审申请人用科学试验的方法表述挨打就会受伤的道理,当我问被告“用拳头打纸,纸会不会破?”时,法官阻止提问,也没在笔录上记录;我方问对方当事人“如果用针扎肚脐会不会受伤?”法官反问:“要问本案直接问题、相关问题,本案有用针扎肚脐的现象吗?”“赵俊怡是绷直了脚背用拇指去踢到了陈巍宜的肚脐,这跟用针扎很类似”我回答。《证据规则》第九条:“下列事实 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法官阻止我用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去论证再审申请人已受伤的事实,那是违法的,理应再审!
4、法官在关键性问题上通过转移话题帮对方当事人。法官问:“二审的时候再审申请人提出过司法鉴定申请吗?”我答:“提出了”校方律师说:“法院没通知我们”,这表明此时校方愿意做司法鉴定的真实意思,我又是提出要求做鉴定的,司法鉴定是解决该案的关键,法官理应再明确问双方当事人愿不愿做?,理应“充分说明并询问”,理应支持做司法鉴定,但法官此时却转移话题,暴露出偏护校方的真实意思,违反《证据规则》第八条:“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5、高院法官在庭审中在再审申请人怀疑学校、庄宝主体资格的真实性并要求出示学校、庄宝身份证据、律师《授权委托书》时,不出示,也不在庭明确告知这些身份证据是在高院阶段“补交”的实情,隐瞒证据真相。严重违反《证据规则》对身份证据、事实证据质证的法定规则。
高院笔录记录:“李静云:申请人对对方今天参加询问的人员有无 异议?”“陈成旭:我有异议,没有看到相关授权委托手续,对其身份没有办法确认。”法官不给看,也不告知和出示学校、庄宝“补交”的主体资格证明证据。
高院裁定后,再审申请人到高院档案室调取本案全部资料,才发现高院阶段律师《授权委托书》也如一审时的一样,没有校长签名,也没有校长委托校办公室主任盖法人公章的签名的校方留档记录资料,才发现学校、庄宝主体资格的身份证据是在高院再审阶段补交的(注:这些证据应在一审开庭前提交,现提交,正好说明一审时,学校、庄宝无主体资格,应判学校、庄宝败诉或撤回一审法院重审)。

六、对原判决采用伪证据而作出的错误判决,贵院没有更正,没有撤回一审法院再审,也没作出《诚信诉讼保证书》里规定的“承当诉讼不利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时认为“班主任在学生所在班级进行安全教育”,校方提供复印证据《安全教育记录》给法院来证明此事,在该证据中有再审申请人陈巍宜签名(注:伪造签名),陈巍宜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没有此事,也不是自己签名,并要求提供原件并对其做签定,一审法院没做鉴定,反而采用该证据证明学校无过错,显然违反了《证据规则》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严重违反了高院《诚信诉讼保证书》里规定:“不进行任何虚假诉讼……否则将承担诉讼不利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校方指使肇事者赵俊怡作伪证。在校方提供给法院的证据《安全教育记录》中记录:“其中赵俊怡踢向陈巍宜腹部,是否踢中不清楚。”(注:显然是伪造证据,因为监控视频显示陈巍宜被打中腹部,身体被动快速向后移动,另外,肇事者赵俊怡在母亲陪同下2014年12月29日16时至17时在派出所的笔录上也承认“我踢到了她(陈巍宜)肚子肚脐的部位”);在校方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情况说明》中附有肇事者赵俊怡2014年12月18日的《检讨书》,其书上称:“所以我就想踢你,不知道踢中了没有。”跟校方口吻一致,证据又是学校提供的,而肇事者赵俊怡在母亲陪同下在派出所笔录承认打中陈巍宜,笔录时间发生在学校所提供的《检讨书》里所标时间2016年12月18日的后面,有监护人保护下的供词肯定比无监护人保护下的《检讨书》更有证明力,显然《检讨书》是校方教唆肇事者赵俊怡伪造的。
法院没对造伪证校方进行处罚,违反了《证据规则》第八十条:“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注:是2015年修改后民讼法的111条)的规定处理”2015年的《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则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六)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果,法院既不让伪造证据的校方承当诉讼不利后果,也不让校方校长庄宝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显然违法。

七、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从而作出错误判决,贵院没有更正。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系学生在学校下课期间互相打闹,被告赵俊怡踢中原告腹部一脚,但该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害,”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所有当事人都承认的病历上写着“初步诊断:腹外伤”、“PE(注:查体):神智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离院医嘱:病情加重即刻回急诊室”,这些都表明原告已受伤的事实。病历、医生诊断都是《民法通则》司法解释法、《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法定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
一审判决还认为:“且学校在事后派老师陪同原告陈巍宜到医院检查”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原告陈巍宜父亲报警后,要求警察命令学校老师和肇事者母亲陪原告到医院检查的,校方一直都是被动的态度,试想,事发2014年12月16日下午,当时没第一时间上医院,2014年12月18日报警,首诊病历上写的时间也是2014年12月18日,显然学校是不会主动带受害者及时就诊的,违反《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五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害学生,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
八、一、二审法院法官徇私枉法,贵院没有更正。
1、一、二审法官在判决书上有意遗漏病历上“初步诊断:腹外伤”、“PE:神志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离院医嘱:病情加重即刻会回急诊科。”事实,竟认为:“被告赵俊怡的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害”,从而作错误的判决。
2、一、二审法官没依法根据原告受害者的取证请求,去海南医院取证,也没给书面答复。
3、二审法院隐藏学校与肇事者串通的事实,其实就是隐蔽本案的刑事犯罪性质。二审庭审开始,书记员打手机给肇事者母亲,问她们为什么没来开庭,肇事者母亲回答:学校叫她不用来,会叫律师帮她辩护。手机声外溢,全场人都听到,中院的监控视、音频应当录到。庭审中,学校律师确实在没有肇事者合法委托手续情况下为她辩护。受害者事后要求中院给全程监控视频资料,遭到中院以各种原因的拒绝。书记员也没把她与肇事者母亲的具体对话内容记在笔录中。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是,学校在没有任何合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反而雇律师帮肇事者辩护,毫无疑义地违反了第十五条规定的司法精神。

九、贵院法官也徇私枉法。
1 贵院法官对当事人的执法标准不一致,有天壤之别,对学校如对亲儿子,对再审申请人如对猪一般来耍骗,没“公平”可言。
具体地说,一审时,九小没有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校长庄宝身份证、校长授权给办公室主任盖学校法人公章的签名记录、裴儒静律师资格证和身份证等证据给法院,九小的律师《授权委托书》上又没有校长签名,《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显然,“九小”、校长“庄宝”的民事主体资格无法确认,《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关于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二)规定:“委托起诉或者代为告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代为告诉人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裴儒静一审没交律师资格证、身份证给法院,他无权代理诉讼、辩护,一审裴儒静的辩护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还竟作出判决,显然,违反《民法通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原则,主体资格无法证实,怎么能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此规定也表明向法院交主体资格证据的法定意义。
对此,海南高院并没公正地判学校败诉或者撤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反而让学校和校长补交主体资格的身份证据,又不给再审申请人质证,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规定的取证期限和“新证据”的法律规定。
相比之下,对受害者陈巍宜,贵院法官竟然不把因医生字写潦草、官僚作风盛行、医院管理制度含糊不清等客观因素造成再审申请人迟交的“疾病证明书”当“新证据”,也不给再审申请人做“司法鉴定”,也不为在一审已申请到海南省医院取证的再审申请人到省医院取证,而这些证据恰恰是客观准确解决本案的关键点,海南高院法官对一位未成年的受害者这样的执法与对学校的执法标准有天地之差,不统一,不一致,显然,是在徇私枉法,“显失公平”。
2、在高院裁定书上一字不提一、二审法院法官徇私枉法的行为,也不纠正他们由此导致的错误判决,表明支持徇私枉法的行为,其实就是表明高院法官自己也在徇私枉法。
3、在高院庭审中,受害者用自然规律及定理、或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去论证受损害事实时,高院法官用“反问”、威胁说“不会记在笔录上的”、限制提问次数、转移话题等手段来多维度地阻止受害者论证事实。
4、高院没全面依法按照“新证据”的标准判断,擅自断章取义地否认后补写清楚的首诊病历、三张疾病证明书为“新证据”。
在高院笔录中显示,当事人、高院法官李静云都看不出首诊“初步诊断:腹外伤”“PE(查体):神智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的字意思;学校提供的证据中也承认:首诊医生在看病场也没有明确说受害者已受伤。一审法院也没满足受害者取证申请,到海南省医院取证。不知道是否受伤,就去叫医生开受伤疾病证明书,这在逻辑上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些都是客观原因,造成受害者迟交受损害证据。
对此,在高院裁定书上,却认为:“这些证据材料,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可以形成或获取,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客观原因无法取得,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很明显,这很失实。
北京高院政治部主任吴在存在《民事证据规则适用》写着:“新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所谓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是指在一审结束前,该证据尚未形成或产生,或者虽然该证据已形成或产生,但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该证据已经形成或产生的情况。”,这表明,新证据有两种情形:1,一审后形成或产生。2,一审前已形成或产生,但当事人不知道。很明显,受害者属于第二种情形。而高院法官只认可第一种情形,实为在枉法愚民!!!
5、高院法官对九小委托律师高梦怡提供给高院的律师执业资格证的审查严重失职枉法。高梦怡提供给高院的律师执业资格证是假的,理由是:在该证的“发证机关”处没有“海南省司法厅”盖章,与裴儒静律师提供给高院的律师执业资格证在规范格式方面不一致,显然是假的。《律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本案被再审申请人代理律师的辩护是无效的,高院据无效的辩护而做出的裁定也是无效的。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高院法官在询问法庭上,在再审申请人要求查看律师代理委托详情证据的情况下,拒绝给予查看,事后原告到档案室调取,才发现高梦怡提供给高院的律师执业资格证是假的, 这恰恰说明法官枉法了!
十、一、二审法院判决遗漏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事实,贵院没有更正,违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理应重审或改判
一审时,所有当事人都认可的首诊病历上最主要内容:“初步诊断:腹外伤”;“PE(注:查体):神志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离院医嘱:病情加重即刻回急诊科”。这些都是判断受害者是否受伤的证据,是《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法定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也是当事人争论的核心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份没有把它们写进,是故意遗漏,竟然违心下结论:“被告赵俊怡踢到原告陈巍宜一脚,但该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害”。
二审时,受害者父亲提醒中院注意上述首诊病历的最主要内容,二审法院在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份也没有把它们写进,绝对是故意遗漏无疑,也竟敢知法犯法地下结论:“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陈巍宜被赵俊怡踢中腹部后造成身体损害的后果”。
根据2016年《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三、正文……(五)事实……7.……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写明‘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注:所有当事人在庭审中对首诊病历的真实性都无异议)……11.认定实施的书写方式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层次清楚,重点突出,繁简得当,避免遗漏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事实。”显然,一、二审法院的判决书都没做到,违规了。
《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十一、高院法官裁定遗漏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事实,有意违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理应重审或改判贵院裁定。
受害者父亲也向海南高院反映一、二审判决书遗漏了首诊病历上的最重要内容:“初步诊断:腹外伤”;“PE(注:查体):神志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离院医嘱:病情加重即刻回急诊科”。高院法官也没把这些内容写进判决书,竟然含糊其词写:“一审时再审申请人所提出的2014年12月18日报警当日检查的结果(注:具体的“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如诊断、查体、医嘱等最核心内容没有写出来,是隐藏实情,欺骗公众),不足以证明损害后果”,无视《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规定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司法鉴定是判断受伤与否的、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是损害赔偿的依据,但,一、二审、高院法官却擅自不认可。
十二、一审法院隐瞒证据,造成错判,违反《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应追究法官责任。
PE(注:查体)是医生运用人类总结的医学知识对患者检查,作出对伤情的诊断,是“初步诊断:腹外伤”的事实和理论依据。“PE”、“初步诊断”、“离院医嘱:病情加重即刻回急诊科"是受害者病历的核心病情记录,是受害者已受伤害的铁证。
但是,一、二审、高院法官竟没有把这些具体内容写进判决书,作为判决依据,其实,就是隐瞒证据,造成错判。《法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4)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和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遗漏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三、贵院没有对造伪证据、唆使他人伪造证据的被再审申请人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处罚。

一审法院判决时用“班主任在学生所在班级进行安全教育”一事来证明“学校在本案中教育管理并无不当”,学校当时向法院交《安全教育记录》(注:校方写)作为证据,肯定地说,这证据是假的,理由是:第一、该证据上有我女儿的签名不是我女儿签的,是假的,我在庭审时也要求法院作笔迹司法鉴定,而法院没做;第二、该证据显示“参加人员:五(3)、(5)班班主任,陈巍宜,陈成旭,江国发,赵俊怡”,才五人参加,五(3)班班长何嘉莹、全班同学都没参加,竟然,在该证据底下叫班长何嘉莹签名作证,还竟然在该证据上写有全班同参加——“下午,我在班里针对此事件对全班进行安全教育。”,前后自相矛盾,显然该证据是伪造的;第三、事发2014年12月16日下午,而该证据上写2014年12月18日记录,相隔才两天,试想,事发当天,学校没按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要求“及时”带受害者到医院看病,也没“及时”报警,也拒绝“及时”给监控视频看,到第三天(即18日),我才报警,并要求警察命令学校叫老师跟随去医院看病,才有老师随同去,学校一直处于被动的态度,当天又有报警、警察来事发现场处理、到医院看病、到派出所调查等一连串事,到放学还在派出所里(派出所里有监控视频为证),事情还没实质性解决,哪里有心情和时间去开什么形式主义、解决不了问题、竟没监护人签名却有被监护人签名的“学校安全教育工作”会议呢?怎么会还能来得及有足够时间出现像该证据里写的“三、此后,我多次找到陈巍宜了解身体情况(注:当天陈巍宜只有一次在学校,就报警、看病、到派出所调查,忙不可开交,怎么存在“多次找到陈巍宜”的可能呢?!),安抚其情绪,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及时向学校反馈”之事呢?!除非学校和老师像神一样有三头六臂,有分身术,时间是不分年月日,任学校任意延长的,显然,该证据不是2014年12月18日当天当场记录的,而是学校事后为打官司之用伪造的;第四、该证据上第二点写:“教育孩子们同班同学要团结,和谐共处,不能在语言上对别人进行辱骂,不对别人做恶作剧, 不歧视同学,不要动手动脚对同学进行人身攻击和身体触犯”,然而事后,学校竟然在没有肇事者委托、并且肇事者又缺席的情况下雇律师为肇事者辩护,不支持受害者要求法院做司法鉴定了,让法院不支持受害者要求肇事者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更谈不上赔医疗费,已显示学校支持打人有理,没有维护正义的思想意识,这与《安全教育记录》里表现学校弘扬正义光辉形象的内容自相矛盾,事实大于雄辩,《安全教育记录》证据是伪造的。
学校提供的《情况说明》(注:肇事者班主任孔夏秋写)并附有肇事者的《检讨书》,肇事者在《检讨书》写“所以我就想踢你,不知道踢中了没有”,而肇事者在她妈妈陪同下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上承认:“我踢到了她肚子肚脐的部位。”,根据证据的盖然性规则,显然,是学校事后为了打官司,教唆肇事者改口供的,学校的《再审答辩状》认为:“在视听资料中无法清楚的确认是否踢中”与《检讨书》的口吻一致,也证明学校教唆无疑。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海南高院并没有对伪造证据、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学校和校长庄宝进行处罚。
十四、贵院对有串通事实的二审庭审全程视频没调取,也没采用校长威胁受害者父亲的录音证据,隐藏犯罪证据,帮九小和校长逃避刑事责任
二审时,肇事者及其监护人无理由不参加庭审,开庭前,书记员打手机给肇事者母亲,对方说,学校叫她不要参加庭审,学校会雇律师为她辩护。手机声音大,外溢出来,全场在场人员都听到,书记员没有把详情记在笔录里,但众所周知,2013年已经司法公开,中院庭审都有全程监控视频、音频,受害者在再审申请书里表述请求高院调取中院全程庭审的视频,证明学校和肇事者串通犯罪事实,非常遗憾,高院法官没有这么作,无形隐藏了犯罪证据,那是在犯罪!!!
十五、一、二审程序有误,应依法重审,但贵院法官却不依法确认。
高院在裁定书上认为:“再审申请人认为原一、二审在程序上存在问题,经查阅一、二审案卷,不属实”,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如下:
1、一审法院没依法履行去海南医院取证职责,也没给受害者书面通知。在高院庭审中,法官李静云问受害方::“你在一审的时候有向一审法院申请去医院调查取证吗?”“申请了,但是法院没有回复”。受害方已明确告知高院:一审法院已经在本案本质关键性问题上违反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及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注:《证据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去医院取证是明确受害者是否受到损害的法定工作程序,是合理合法解决本案的核心问题,一审法院不去,肯定是违法的。
2、一审法院没依法为受害者做司法鉴定,却擅自以某项指标做出受伤与否的医学诊断。《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143条、第144条明示,赔偿要根据医院的疾病诊断或者司法鉴定。可见,受伤与否?应以医生的诊断或司法鉴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如不鉴定,就会损害受害者维护人身权,就会出现违背事实的判决,可见,鉴定是法院处理本案必“需要的”,受害者受伤与否是专业性极强的专门性问题,是本案是否公平、正确解决的核心关键专门性问题,一审法院既不采用医生诊断,也不做司法鉴定,在自己又没行医资质情况下做出医学判断,肯定是违法的。
3、一、二审法院没有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肇事者做缺席判决,违反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一审开庭前,法院没依法让当事人交换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相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者,法院帮被告当事人律师,利用熟知法律空子、权利优势,致原告在庭审中处于无专业法律知识应对、无法及时找到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对的劣势,“显失公平”。
5、一、二审法院都违法地采用九小超过法定期限交的《答辩书》作为判决依据,也没按法定期限把九小《答辩书》交给原告受害人,而在证据、司法鉴定方却以期限严格约束受害人,显失公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超过期限,理应视作放去答辩,不应以《答辩书》内容作为判决依据。

十六、一审法院没有针对再审申请人的取证请求到海南医院取证,也没给书面通知,对此,海南高院没有依法裁定重审。
《证据规则》要求法院不支持当事人取证申请的,一定要给书面答复,这是法定程序。该程序是解决本案的核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应裁定重审。

十七、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海南高院没有裁定重审。
学校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肇事者还有一名叫林乐的帮手协助作案,也有肇事者班的英语老师简丽姬在事发现场(不劝阻,造成事情恶化,违反《教师法》规定的教师法定义务,由于老师的过错造成侵害了受害者的人身权),林乐、简丽姬依法应是被告当事人,一审法院既不释明受害者,也不追加被告当事人。《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148条规定:“教唆、助他帮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主张侵权责任,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或者违背善良风俗,具有违法性; (二)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实际损害; (三)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 前款第四项规定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有意致人损害,或者明知其行为会造成损害仍实施加害行为;前款第四项规定的过失,失职行为人由于疏忽或者懈怠而未尽合理注意义务。” 在本案中,被告老师不作为违反《教师法》法定的教师义务,符合第一条件;“腹外伤”、“肾损害”、“因腹部被打伤、引起腹痛头晕、腰膝发痛,进行活血化淤治疗”、“高尿酸血症”等损害都是医生给原告受伤事实开出的疾病证明书,符合第二条件;从视频监控看到,肇事者是经过挑逗、辱骂、踢不中、踢中一系列过程,如在事发现场的被告老师在挑逗阶段及时制止,就不会出现以下一连串行为,原告也不会被打伤,与被告老师有一定因果关系,符合第三条件;被告老师面对原告被欺采取不作为的作法,的确是严重的工作过失,教师是经过资格考试获得的,已知道《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五)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权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而在本案中,被告老师在事发现场,面对原告被她班的两学生联合欺负,却不作为,说明有故意的真实意思,存在故意和过失的事实,符合第四条件。所以,被告老师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可见,林乐、简丽姬老师是法定的被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法院理应主动追加林乐、简丽姬老师为被告当事人。但,一审法院既不对原告释明,也不追加被告当事人。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但,高院并没裁定重审。

十八、九小、校长庄宝、英语老师简丽姬玩忽职守,应负民事责任,致以是否负刑事责任,要看司法鉴定损害总体损失是否达到立案条件,做司法鉴定是必要的,是负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核心依据。然而,各级法院都没做!
《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1999.9.9高检发检字[1999]2号)里规定:“二、渎职犯罪案件 (二)玩忽职守案 玩忽职守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本文曾述九小、校长庄宝、英语老师简丽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教育法》、《教师法》的法定义务,医生也开“疾病证明书”证明已给受害者造成伤害,至今仍未痊愈,仍在保守治疗(食疗、练太极拳、练气功、练舞蹈,尽量避免药物给小孩造成副作用),显然,九小、校长庄宝、英语老师简丽姬的行为确实符合“玩忽职守”的定义,司法鉴定成了是否承担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核心判断手段,不做司法鉴定,容易造成本案错判!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有资格的鉴定人鉴定。”“认为需要鉴定的”应遵守《证据规则》第十五条的司法原则,“第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显然,不做司法鉴定,就会损害受害者的人身权保护,符合“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司法原则,应“认为需要鉴定的”,所以,各级法院理应依法为受害者做鉴定。但是,都没做。

纵观上述事实和法律依据,可见,各级法院法官利用自身熟知法律专业、经验、权利的优势,不惜违规、违法、犯法,帮助有“强大经济实力、社会裙带关系”优势的九小,放弃“去医院取证”、“司法鉴定”这一本案最主要、最核心、最必要的取证手段,竟然在九小、校长庄宝无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在九小提供虚假证据的情况下,在高梦怡提供给高院的律师执业资格证是假的情况下,做出判决、裁定。相比之下,各级法院法官面对一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者;面对被打过程的监控视频;面对当事人都认可的病历上写的“初步诊断:腹外伤”、“PE(查体):神智清,心肺(-),腹部外伤,无出血。”;面对医生开出的疾病证明书“腹外伤”、“肾损害”、“腹痛头晕(腹部被踢伤引起)”,却认定:“被告赵俊怡的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害”,连个赔礼道歉都没判,更不用说判赔偿,显然,从判决、裁定中,只看到各级法院法官、九小满满的权利和优势,看不到他们应尽的义务和不是(注:难道从监控视频里看到九小简丽姬老师不劝阻受害者被打、从录音里听到九小校长庄宝当众多校领导面前威胁受害者父亲“你要打官司,你小孩在学校不得不有事!”,果然,事后有大把事,就代表九小没有过错吗?!),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事实认定,做出的判决肯定已“显失公平”,应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应撤回一审法院重审!

------陈成旭




2017-06-28

陈成旭:您好!您的留言已收悉,现答复如下:再审申请人陈巍宜因与被申请人赵俊怡、马素萍、赵魁效、海口市第九小学、庄宝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中法民一终字第2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就该生效判决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提起再审的情形进行了审查。1、你在申请再审阶段提交了病历、疾病证明书等材料并认为是新证据。由于这些材料,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可以形成或获取,你未提供证据证明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2016)琼民申86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并无不当。2、未发现法官限制或变相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等情形。3、未发现《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书》不真实、违法的情况。 4、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在申请再审阶段不启动司法鉴定,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其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裁定驳回了陈巍宜的再审申请。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如不服,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代理陈巍宜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感谢您对海南法院工作的支持和关注。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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