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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1

有新事实新证据出现申请依法再审为何数月过去仍杳无音信

马新岚院长,你好!
本人(黄立芳,原福州埃尔凯电气公司总经理)不服(2004)思刑初字第843号、(2005)思刑初字第770号、(2006)思刑初字第564号、(2007)厦刑终字第94号判决书的判决,曾于2010年间向厦门中院申诉,负责审查的刑二庭法官未曾与本人面谈就直接驳回,2011年间本人又向福建省高院申诉,林业庭法官审查后也给予驳回【(2011)闽刑监字第133号驳回申诉书】。经过多年艰难地与原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交涉以及向案件有关当事人了解情况,现有新事实和新证据证明原判决与驳回申诉书认定的关于本人受陈衍指使通过刘礼达联系他人(余建斌)虚开发票的事实不客观真实(重大情节虚假、采信的证据不实),确有错误。该案存在虚开发票的事实,但不是本人所为,本人系替罪羊。去年8月和11月间,本人先后两次按《刑诉法》第242条之规定向省高院申请依法再审,但数月过去了均杳无音信如石沉大海,几次到受理的信访窗口询问进展情况均无果,现只好通过此窗口直接向院长反映,盼高院能给予说明或回复处理情况(现政府窗口单位办事均坚守限时办结、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建议法院借鉴,免得当事人反复奔波,既劳神又破费且累访)。
原判(2007厦刑终字第94号判决书)认定:“ 2002年间,中汽公司委托机械公司从上海地区购买汽配给台亚公司,并通过黄立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原审被告单位厦门泰华兴公司支付货款给机械公司。由于帮助中汽公司走账使泰华兴公司账目不平衡。2003年新法人代表林兰兰要求黄立芳清理好上述账目问题,作为中汽公司、机械公司总经理的陈衍得知后,为了使泰华兴公司、中汽公司能够取得进项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与平账,于是2003年9月决定通过机械公司提供汽配货物清单给黄立芳,指使黄立芳通过刘礼达联系让他人虚开发票作为进项,受票顺序为泰华兴公司、埃尔凯公司——中汽公司——台亚公司。”
(2011)闽刑监字第133号驳回申诉书(以下简称驳回申诉)与原判认为:“在福州方面,申诉人作为福州埃尔凯公司的总经理明知公司没有实际货物贸易仍按机械公司法人陈衍要求将机械公司提供的汽配清单交刘虚开发票。在厦门方面,申诉人明知泰华兴公司没汽配销售业务仍按陈衍指示指使刘为泰华兴公司虚开进项发票并要求该公司财务人员开具销项发票给陈衍的另一家中汽公司,须为泰华兴公司违法承担其他责任人员责任,依据是本人是泰华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定为工作人员的理由是虽然虚开时已不是该公司法人代表,但与新任法人林兰兰要求处理好任上遗留的财务问题且本人曾同意该公司为中汽公司走账有关联性)。
一、原判认定的“事实”多处错误且不符事理。
一是不存在林兰兰要求黄立芳(以下简称本人)理账的事实(作案动机);二是涉案汽配并非从上海地区购买(最初犯罪地),三是本人通过刘礼达(系陈衍中汽公司的业务员,埃尔凯公司的股东与贸易业务承包人)联系让他人(余建斌)虚开发票中的“他人”是陈衍虚构的;四是陈衍得知后指使本人通过刘联系让他人虚开发票(实施犯罪行为)无事实依据(去年陈衍已被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五是事实认定有悖逻辑事理。现分述如下:
(一)原判与驳回申诉书认定的“新法人林兰兰要求本人理好任上挂账(作案动机)”的事实是子虚乌有的事实。
本人通过林兰兰的亲姐林琳与林兰兰的村支书林建民调查了解林兰兰情况的录音资料(证据已提交给高院)反映林兰兰不可能是厦门泰华兴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林琳说,她和妹妹林兰兰于1999年就去澳门务工,直到2005年林兰兰才回来。而泰华兴公司俞总经理的询问笔录中称“林兰兰2003年间与本人在泰华兴公司理账,林兰兰发现账目不平衡,要求本人理好挂账,后来本人把发票拿来做账”。按林琳的说法,林兰兰当时还在澳门,足见俞总为推卸责任而胡说八道。
2、林建民支书说,林兰兰外出劳务的证明当时还是他开具的,林兰兰告诉他并不清楚自己怎么会成了厦门泰华兴公司的法人代表,进一步证明林兰兰当时确实在澳门务工。
3、省高院林业庭的黄从珍法官审查本人申诉时曾与石狮法院的法官一同去林兰兰家调查取证,会见本人交谈时曾说“林兰兰不可能是泰华兴公司的法人代表”,后因林兰兰不配合调查取证不了了之。
4、卷宗中泰华兴公司营业执照体现林兰兰出任法人的时间是2003年5月30日,身份证反映其79年出生(当时其年龄才23岁),卷宗中股东资料反映其出资90万元,家住石狮石壁村。一个2003年才23岁的农村女青年当年能出资90万元并成为厦门泰华兴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实际掌管公司事务(与本人平账)显然不可能。
(二)原判认定涉案汽配系“从上海地区购买”没有事实依据。1、卷宗里的合同、订单、确认单等(书证已上交高院)反映涉案汽配非“向上海地区购买”,而是从台湾进口。
2、魏国仕的询问笔录(书证已上交高院)称该汽配系进口。见2004年4月1日魏国仕询问笔录第2页第3行起:“陈衍拿了进口汽配的清单和提货单给我,叫我到台亚公司清点从台湾进口到上海再委托上海吉晟货运代理公司运至台亚的汽配”……“汽配是从台亚公司的台湾母公司进口的”。
(三)不存在本人通过刘礼达联系他人(余建斌)虚开的事实,原判采信的陈衍和刘礼达证言系谎言。
1、当确认涉案汽配系进口非从上海购买时,就等于彻底否认了汽配业务“是本人和余建斌经办的”。进口业务除了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和有报关员资质的人员方可办理,本人不具备这些条件(不是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员工),百度一搜发现有很复杂的批文、银行等方面的繁琐手续,本人没资格也不懂,如果确是从上海地区购买,那本人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
2、魏国仕的询问笔录(书证已上交高院)印证该汽配由陈衍负责。见2004年4月1日魏国仕询问笔录第2页第3行“陈衍拿了进口汽配的清单和提货单给我……”、第12行“陈衍叫我帮他清点货物”、“汽配的报关单关税单等要问陈衍才清楚”(这些足以证明2004年9月1日陈衍的询问笔录称“汽配从哪里来的他不清楚”是骗人的)。
3、魏国仕与本人的通话录音(视听证据的文字版已提交高院)进一步说明该业务是陈衍、陈衍的外甥小高(上海人)和魏国仕三人经手,陈衍总负责,小高专门负责上海那边的进口事务,魏国仕专门负责福州这些与台亚公司交接以及清单管理等。进一步证实涉案汽配并不是余建斌和本人所为。
4、余建斌确实是虚构的假人。陈衍的手机短信(已提交给高院)内容反映余建斌是他为推卸责任而编造的。余建斌与本人一样都是陈衍推卸责任的替罪羊。
5、卷宗里刘的讯问笔录反映刘礼达实际上是通过深圳的林志钦取得虚开发票而不是通过余建斌取得虚开的发票,再进一步证实没有余建斌该人。《闽隆兴公司税务处罚决定书》反映刘礼达在埃尔凯公司(礼达在2003年10月为埃尔凯公司取得杭州的发票)和泰华兴公司(刘在2003年11月为泰华兴公司取得杭州的发票)之前(2003年9月)在闽隆兴公司已向林志钦虚开过杭州的发票,也就是说刘9月就已认识林志钦(余建斌),接着继续从林志钦(余建斌)处虚开却说是本人介绍的,这也太荒谬了。公诉机关居然相信刘礼达的谎言指控本人以7%开票费让其联系余建斌(林建生)虚开这未免太轻率了。
(四)检察机关对陈衍审查后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进一步说明原判与驳回申诉书关于本人受陈衍指使而指使刘礼达联系余建斌虚开的说法不能成立。
公诉机关已对陈衍做出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决定。等于说陈衍并未指使本人让刘礼达联系余建斌虚开发票,否则必然要追诉陈衍。因此,审判机关原先依公诉机关的指控认定本人受到陈衍指使让刘礼达联系余建斌虚开发票,在公诉机关已经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再追诉陈衍的情况下,原判认定陈衍指使本人通过刘礼达联系余建斌虚开已无法成立。
(五)原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有悖常理,其逻辑上也说不通,即使没出现新事实新证据也理应再审。
原审查明该案的起因是“厦门泰华兴公司帮中汽公司走账造成账目不平衡,新法人要求本人理好账目。”按理,为泰华兴公司理账而开具的74份发票应通通拿到泰华兴公司入账,不可能拿27份发票到福州的埃尔凯公司入账,这关埃尔凯公司何事?再说,如果本人明知是虚开的发票,那就更离奇了,埃尔凯公司是本人与刘礼达的公司,本人怎么会将虚开的发票截留到自己的公司做账,只要是脑子正常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绝不可能。再说法人变更公司理账肯定在交接之前,不可能发生在离职之后,更不可能会发生在卸任半年之久,办企业的人都懂得,这是规矩,也是常识。
二、事实证明本案办案人员存在乱作为与不作为问题
(一)新事实新证据反映本案办理的诸多重要环节问题严重。
1、侦查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对“涉案汽配”来源进行了两次造假。第一次是2004年6月制作的起诉意见书,称“向上海客户购买”;第二次是2005年8月间制作的起诉意见书,称“向上海地区购买”,将先前的“客户”变为地区,将销售对象虚拟化处理,可谓用心良苦。
2、侦查机关的主办干警在询问笔录中故意为陈衍(取保)录制了涉案汽配业务由本人和余建斌经办的虚假陈述。
说造假、故意(上述两项)是有事实依据的:主办干警在2004年4月1日已从省机械公司魏国仕处取得了涉案进口汽配(中英文)的合同和体现关税内容的订单(书证均提交高院)并对魏国仕作了询问笔录(其中魏明确说明汽配从台湾进口并反映由陈衍负责),但在2004年6月作出的起诉意见书中却没写从台湾进口而写成向上海客户购买,到2005年8月制作的起诉意见书中又改写成向上海地区购买。此外,主办干警在2004年9月1日为陈衍做笔录时从不提及汽配系台湾进口事宜,还在明知是陈衍与魏国仕经手该汽配业务的情况下替陈衍做了该汽配业务由本人和“余建斌”经办的伪证。
3、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对涉案汽配来源方面照搬侦查机关关于“从上海地区购买”的错误认定,并将陈衍虚构的“余建斌”这个假人“另案处理”(13年了还挂着无法处理)。
4、审判机关在判决书中同样认定从“上海地区购买”并采信陈衍的“伪证”,错误认定本人受陈衍指使通过刘联系“他人”(余建斌)虚开。
5、犯罪主体张冠李戴。侦查机关在2004年6月、05年8月的起诉意见书中均将本人当作厦门泰华兴公司的法人代表追诉。公诉机关在首次起诉书中也错将本人当作泰华兴公司的主管人员追诉。
(二)侦查阶段除了上述问题还有诸多问题不可思议。
1、税案办理程序一般须税务机关先处理,认为须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时公安机关才接手侦查,可该案例外,而是侦查机关提前介入,更不可思议的是虚开发票的厦门泰华兴公司居然在税务处理阶段自己派人到公安机关举报自己(非自首),尤其诧异的是侦查机关不对该公司的有关涉案人员(泰华兴公司的余总、出纳的询问笔录以及财务凭证反映他们涉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却跑到福州抓人;
2、卷宗有泰华兴公司总经理、会计、出纳的询问笔录,离奇的是未见涉案法人代表林兰兰的询问笔录,片言只语都没有(前面提到林兰兰不可能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当初作为主办干警的记录员是否已知道);
3、主办干警在讯问笔录中歪曲事实,杜撰了申诉人从自己福州的小公司拿出25万元(其实是刘在公司承包期间多年累积的挂账)让刘去虚开发票给泰华兴公司(曾只是挂名法人代表且卸任了半年之久)理账(头脑有坑神经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干的蠢事);而案子被发回重审后才归案的刘在询问笔录中称开票费达40-50万元,而判决书认定的虚开发票近千万,如按刘在询问笔录中说的和公诉机关指控的7%费率计算需要开票费近70万元(到底是25万还是40-50万或是70万,法院至今也没明确说明)。
4、主办干警在破案报告表中混淆犯罪主体,如“犯罪嫌疑人黄立芳于2003年11月间,在厦门泰华兴公司没有经营汽配无实际交易情况下,为虚开发票给中汽公司,让刘礼达通过非法途径为其公司虚开发票并向税务机关申报抵税。黄立芳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何等奇葩!本人在2003年5月就已卸任了挂名法人代表,这11间该公司发生的事竟然强行赖给本人,不得不让人想到关系案。
5、主办干警在起诉意见书中混淆案发时间和法人代表将申诉人充当泰华兴公司法人代表追诉;
6、主办干警明知涉案汽配系从福建台亚公司的台湾母公司进口和由机械进出口公司陈衍办理却为取保候审的陈衍作了汽配是本人和余建斌经办的伪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捏造从上海购买的假事实。
7、2004年的起诉意见书中追究的3人,即本人、刘礼达、陈衍。但侦查机关仅将本人移送审查起诉,直到案件经15个月后被厦门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后才急忙让刘礼达归案并让福州的埃尔凯公司并案给厦门处理(其目的已不言自明);另外,尽管此时审判机关已认定申诉人不是泰华兴公司的主管人员,但厦门公安机关在重新作出的起诉意见书中依然将申诉人替代泰华兴公司的法人代表追诉,结果泰华兴公司的涉案人员还是一个也没追究。
三、事实证明本人是厦门泰华兴公司主管人员和福州埃尔凯公司承包人刘礼达的替罪羊。
在厦门泰华兴公司方面,本人没有受新法人林兰兰的委托而平账,仅是帮陈衍让人将发票和清单转送到泰华兴公司并将陈衍的意思告诉泰华兴公司出纳以及在泰华兴发现发票问题时问过陈衍怎么回事,而法律没有规定这些行为是犯罪。至于泰华兴公司明知发票有问题(见卷宗泰华公司出纳询问笔录)铤而走险(未将47份发票冲抵原挂账)虚构业务、俞总指使会计做假报表(见卷宗泰华兴公司会计黄晓锋询问笔录),法人代表在内容不实的纳税申报表上确认签名(证据已提交高院)非法抵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这与本人的上述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侦查机关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反而将本人当作泰华兴公司法人代表追究是严重的乱作为,原判让本人承担泰华兴公司的刑责不符罪责自负原则适用法律不当。至于福州埃尔凯公司方面,涉案业务是贸易承包人股东刘礼达所为,本人并不清楚其业务情况,其是陈衍中汽公司的业务员,虚开的发票是其提供给公司做账并根据其要求开给中汽公司,本人如上述并不清楚该汽配的来龙去脉,不存在明知(给侦办干警讲的发票的事,那是税务机关都查过的事,是事后知道,而不是事前明知,主办干警在笔录中没有如实记录)。余建斌是陈衍虚构的人物,本人没有指使刘礼达找余建斌虚开发票(其是否受陈衍指使本人至今也不清楚)。本人按刘礼达的要求并按税务机关的规定让出纳将发票拿到税务机关认证,税务机关确认是真实合法后才让财务入账而开具销项发票给中汽公司,这足以说明本人尽了把关义务。总之,发票是刘礼达自己虚开的,本人不存在指使之说,本人依法不应承担埃尔凯公司的直接主管人员责任。
本案虽然审理了3年多,两次发回重审,6次补充侦查,3次经省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无数次开庭审理,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6本(不包括驳回通知),但新事实新证据证明其依然没有查清事实,主要原因在于未坚守刑诉法“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和“证人证言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庭审以侦查为中心,口供为中心(如上述“向上海地区购买”就出现前头错,跟着错,错到底的怪事),在认定本人有罪方面只重视口供,且采信的均是利害关系人的口供,或已查明不属实但为了定罪量刑却重新利用,如:2004思刑初字第843号判决书(第8页第12-13行)认定,“黄立芳是时未以任何形式分管、负责厦门泰华兴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事务无决定权”(泰华兴公司诉讼代表人俞总经理曾当庭表示出纳张素梅的证言不可信,也就等于说其自身与出纳相同的证词也不可信),但(2005)思刑初字第770号、(2006)思刑初字第564号、(2007)厦刑终字第94号判决书又莫名其妙地认定本人管理过泰华兴公司(在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多次未向法庭提供相关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将最初已被法院否定的俞总和张出纳的谎言再予以采用)。
新事实新证据证实原判与驳回申诉书认定的事实显属错误,基础证据系虚构,诸如陈衍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再追诉,换言之原判认定本人受陈衍指使通过刘礼达联系他人虚开发票一事不实;林兰兰要求本人理账一事子虚乌有;涉案汽配是进口并非向上海地区购买;余建斌是陈衍虚构的假人等等。法院判决的前提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在出现的新情况是: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实;原判决书理应作废并在查清查明查实案情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报纸杂志有错别字都要更正,何况神圣的法律文书,望高院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案件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理念,依照刑诉法242条的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再审,揭开真相。
2018年1月8日
联系人:黄立芳
联系方式:13905025710

2018-01-24

您好,留言收悉。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可以依法申请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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