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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30

我对海南司法体制改革几点看法

我对海南司法体制改革几点看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司法队伍,没有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再科学,也难以实现司法公正。海南作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先行试点6个省市之一,为全国积累经验尤为重要。我作为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就我亲身经历的案件来谈谈就海南司法体制改革。
【案情】原告刘方杰、陈继銮与被告郑爱男、符祖亦因工程款而引发纠纷,起诉于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经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1997)振民一初字第67号判决书,判决被告符祖亦、郑爱男给付原告陈继銮、刘方杰建筑工程款人民币327689元。因被告郑爱男、符祖亦不履行还款义务,刘方杰和陈继銮申请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1998)振执字第82-1号、第82-2号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郑爱男位于海口市振东区流水坡289号房屋西侧,占地面积192.5平方米以评估价为人民币19.9万元给申请执行人陈继銮、刘方杰抵偿相应债务。
2010年4月,陈继銮没有和我(刘方杰)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以其本人及刘方杰代理人的名义,与郑爱男签订了处理债权债务及房屋转让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陈继銮以38万处理了郑爱男欠陈继銮、刘方杰的所有债务及相关利息和流水坡289号房屋西侧八层楼的地基、房屋首层、第二层柱子及占地面积192.5平方米的土地给郑爱男。陈继銮的儿子陈标接受了38万款项并出具了收到郑爱男38万元的《收条》,占为己有,没有与我(刘方杰)有任何联系。2013年3月我才知道陈继銮与郑爱男勾当,遂起诉至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责令郑爱男立即停止侵害,拆除非法建筑,恢复房屋原状。
【审理】一审法院美兰区人民法院认为,陈继銮与郑爱男签订买卖涉案房地产时,陈继銮出示了一份刘方杰的《授权委托书》,虽然《授权委托书》上刘方杰的签名经鉴定系伪造,但《授权委托书》系从(1997)振民一初字第67号民事案件中复印出来,陈继銮、刘方杰当时是作为共同原告起诉郑爱男、符祖亦索要工程款,且双方在判决书生效后还共同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郑爱男作为该案的当事人没有理由怀疑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因此郑爱男在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过错,善意取得了涉案房地产,驳回原告刘方杰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刘方杰不服,提起上诉:1、一审法院主观任意认定关键事实。陈继銮何时向郑爱男出示《授权委托书》,陈继銮和郑爱男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出示《授权委托书》是在签订《协议书》前还是签订《协议书》后?陈继銮是何时去美兰法院复印委托书?在这些关系到郑爱男是否善意的关键性的事实都没有查清,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法官何新就主观臆断的认定“陈继銮同时还向郑爱男出示一份96年5月3日有刘方杰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这属于主观任意认定关键事实。2、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不具有委托卖房地产的代理权限。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内容为“委托陈继銮全权办理追索符祖亦、郑爱男欠款及相关事项”。该《授权委托书》落款日期是1996年5月4日,刘方杰在1999年11月份通过法院裁定才取得涉案房地产,所写明的委托事项与委托转让涉案房地产毫无相关。
二审法院海口中院认为,认定郑爱男善意取得涉案房地产的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美兰法院重审判决认为,虽然《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但在1997年刘方杰和陈继銮作为共同原告起诉被告郑爱男、符祖亦建筑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陈继銮的儿子陈标、陈飞作为刘方杰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且该判决生效后,刘方杰和陈继銮作为共同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郑爱男基于上述事实没有理由怀疑《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遂与陈继銮签订了买卖涉案房地产的《协议书》,故郑爱男善意取得了涉案房地产。
我就本案的审理过程、审理结果谈谈对该案的承办法官何新、周恩源的看法:
一、承办法官责任感、使命感淡薄,漠视当事人合法权利
美兰法院重审承办法官周恩源责任感、使命感淡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庭前不阅卷。民诉法明确规定,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可本案重审的合议庭成员招玲竟然也是本案第一审的合议庭成员,作为任何一个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应发现这个问题,可具有一个二十几年法龄的老法官周恩源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见其责任感、使命感的淡薄。二、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辩论意见不屑一顾。我花了整整半个月,查阅了大量书籍、询问了很多法律人士而形成3000多字的书面辩论意见,开庭审理时交给承办法官周恩源,希望他能仔细看看。庭审结束时,他的一举动让我的心如同针刺,他将我提交给他的辩论意见书直接扔入审判法庭的垃圾桶里,我过去捡起来一看,我的四页纸的辩论意见书,他翻都没有翻动过,原封不动的直接扔入垃圾桶。我不知道他开庭的目的何在?既然不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为什么还要开庭?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果不其然,判决书出来后,我的辩论意见在判决上只字未提。判决出来后,判决书上的内容有些我不理解,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给我解答,连续打了三天,他一直不接听我的电话,有几次他一接通就挂断。法律规定判后答疑是承办法官的职责,可周恩源偏不这样认为,可见其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漠视。
二、承办法官主观臆断案件关键事实
案件事实是指裁判者依据相应诉讼程序规则,在证据资料基础上,对诉讼当事双方所主张的案件客观存在或发生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性质及相互关系所做的一种陈述或判断。本案的一审承办法官何新、二审承办法官周恩源在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陈继銮何时向郑爱男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均认定,陈继銮与郑爱男签订买卖房屋《协议书》时,陈继銮向郑爱男出示一份1996年5月3日有刘方杰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这一关键事实关系到本案的胜负,如果《授权委托书》的出示在签订《协议书》之后,那么郑爱男与陈继銮是恶意串通损害刘方杰的利益。这二位法官的主观认定案件事实的行为严重违背民诉法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原告方的合法利益。
三、承办法官恣意进行法律推理
判决书有如下表述:“被告郑爱男作为该案的对方当事人,基于对原告刘方杰和被告陈继銮是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具有共同利益的信赖,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陈继銮出具的有刘方杰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是刘方杰所签。在被告陈继銮与被告郑爱男签订《协议书》时,被告陈继銮除以本人身份签名外,还向被告出具了该份有原告刘方杰签名和加盖法院材料专用章的上述《授权委托书》作为刘方杰的代理人在《协议书》上代刘方杰签名……应认定被告郑爱男在签订《协议书》受让涉案房地产时并没有恶意,而是善意的。”法官进行事实推理必须以已知的事实为基础,推论出未知事实。要保证推理结论可靠,首先要保证前提正确并真实可靠。而本案的一审法官,是以其主观认定“陈继銮具有刘方杰的代理人的信赖外观、陈继銮与郑爱男签订《协议书》时,陈继銮向郑爱男出示一份1996年5月3日有刘方杰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的事实为基础,从而推出被告郑爱男在签订《协议书》受让涉案房地产时是善意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至于陈继銮是否具有刘方杰的代理人的信赖外观?陈继銮与郑爱男签订《协议书》时,陈继銮是否出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是否具有委托出卖房地产的委托权限?需要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而不是法官主观想象,一审法官违背了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一项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了法律推理的基本原则。
四、承办法律专业涵养不尽人意
(一)不理解证据的真实性的内涵
本案的一审承办法官何新、重审承办法官周恩源均认为,虽然《授权委托书》上刘方杰的签名经鉴定系伪造,但《授权委托书》系从(1997)振民一初字第67号民事案件中复印出来,陈继銮、刘方杰当时是作为共同原告起诉郑爱男、符祖亦索要工程款,且双方在判决书生效后还共同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郑爱男作为该案的当事人没有理由怀疑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因此,郑爱男与陈继銮签订买卖涉案房地产《协议书》时没有过错,郑爱男是善意的。二位法官主观上认为该《授权委托书》是真实的,但他们不能理解《授权委托书》形式的真实性与内容真实性之间的区别。证据的真实性有形式上的真实与内容上的真实之分。形式上的真实,又可称为客观性,是指证据的载体或证据材料本身必须是真实的,非伪造(包括虚假、变造)的,而不论其是否客观如实地反映了案件事实;内容上的真实是指证据材料所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能够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证据的真实性最终还应当立足于其内容的真实性,形式的真实性只是判断内容真实性的途径。该《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委托陈继銮全权办理追索符祖亦、郑爱男欠款及相关事项”。落款日期是1996年5月4日。1996年5月4日,刘方杰并没有取得该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1999年11月份通过法院裁定才取得涉案房地产所有权。不管从字面含义还是从法理分析,该《授权委托书》都不具有授权委托买卖涉案房地产的委托权限。从字面含义分析,该《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是追索欠款,“追索”的字面含义是追讨索回的意思,即追讨索回欠款的意思。而郑爱男与陈继銮签订《协议书》涉及出卖涉案房地产,陈继銮出卖房地产行为与《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毫无相关。从法理分析,一份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不可能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假使形式上看《授权委托书》是真实存在的,但从内容上看,该《授权委托书》不具有授权出卖房地产的证明内容,理由如下:海口市振东区法院(现美兰法院)于1999年11月10日裁定将涉案房地产以评估价为人民币19.9万元给申请执行人陈继銮、刘方杰抵偿相应债务。即表明在1999年11月10日,刘方杰、陈继銮对郑爱男的19.9万建筑工程欠款已得到了实现,代理事务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委托代理终止”规定。《授权委托书》上的追索19.9万欠款委托代理事项在1999年11月10日已经终止。因此,无论从字面含义和法理分析,该《授权委托书》都不具有委托出卖涉案房地产的委托内容,即该《授权委托书》不具有委托出卖涉案房地产的证明内容。该《授权委托书》已不具有委托出卖涉案房地产的证明内容,形式上不管它是否真实合法,它都不可能具有证明效力,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本案的一审承办法官何新、重审承办法官周恩源恰恰都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只注重该《授权委托书》形式的真实性,忽视了《授权委托书》内容的真实性,可见其法律涵养的匮乏。
(二)不知道谁承担举证责任,不理解法条的立法意图
重审判决第14页顺数第10行有如下表述:“原告刘方杰以被告郑爱男受让涉案房地产构成侵权为由,要求被告郑爱男拆除加建房屋,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租金损失的民事责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重审判决将被全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刘方杰,令原告难以接受。本案中,原告刘方杰已举证证实了陈继銮伪造《授权委托书》,无权代理出卖涉案房地产的事实。此时的受让人郑爱男占有涉案房地产已失去了正当性,完全有可能是其侵害了原权利人刘方杰的所有权。依据重审判决依照《物权法》第106条的逻辑,《物权法》第106条体现的“原则(原所有人权追回)——例外(受让人取得所有权)”逻辑关系说明,受让人郑爱男若想免遭原所有权人刘方杰的追索,例外性地取得所有权,关键条件就是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那么应该由买受人郑爱男自己承担其善意的证明责任,而不应由原所有权人刘方杰举证证明其是恶意。从重审判决的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立法目的来讲,也应由受让人郑爱男承担是否属于善意的举证责任。理由如下:买卖涉案房地产发生在无权代理人陈继銮与受让人郑爱男之间,原所有权人刘方杰是处于不知晓状态,原所有权人刘方杰主张权利时,转让行为早已发生。对转让过程中无权代理人陈继銮和受让人郑爱男的心态只有受让人郑爱男自己最清楚,与原所有权人刘方杰相比较,受让人郑爱男最接近事实,最清楚其受让过程中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如果受让人郑爱男确实是出于善意,受让人郑爱男也能够凭其自己参与受让活动全过程的事实提供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为善意,通过提出证据来实现其抗辩。倘若要是由原所有权人刘方杰来主张受让人郑爱男恶意,则原所有权人刘方杰因为未参与无权代理人陈继銮与受让人郑爱男之间的交易活动,离交易的事实和证据相当遥远,即使受让人是恶意,原所有权人也极难收集证据来证明受让人的行为系恶意行为,这就很可能使得原本为维护交易秩序目的所设计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标落空,最终导致大量的无权处分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合谋的行为,因为原所有权人举证不能而被审判视为善意取得。致使受让人恶意受让行为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合法保障,违背了物权法第106条设定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初衷。
五、承办法官缺乏生活常识
郑爱男以38万元价格还清了欠了16年12.8689万元的债务和买受了一套占地192.5平方米两层楼框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重审承办法官称这个价格合理,实在难以让人信服。重审判决在涉案房地产价格上判断上存在常识性错误。1、计算涉案房地产价格存在严重错误。(1997)振民一初字第67号判决上明确写着,被告郑爱男不按时履行还款义务,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一年期贷款利率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2.8689万元工程款项,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一年期贷款利率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毫不过分,90年代12万与2010年12万不可同日而语,且郑爱男完全有能力支付这些款项,她家盖了两栋各占地400平米的八层楼的楼房。38万减去12.8689万元工程款项的本息32.0101万元,剩5.9898万元就是涉案房地产交易款。2、对涉案房地产的现评估价存在常识错误。2010年1月国务院将海南岛上升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海口房地产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言,2010年海口的房屋均价达到每平8000元,涉案房地产附近的小产权房当时都卖到每平3000元,而涉案房地产是包括地和房,当时的价格至少在60万以上。而重审判决将涉案房地产的价格评估价还停留在19.9万,充分说明法官周恩源缺乏生活常识。
我是一个年近五旬的农民工,近三十年在外漂泊,居无定所,涉案房屋是我唯一老有所居的地方。涉案房屋是我兄弟和外甥等四人近六年的血汗钱挣得,我外甥在此工地上失去四根手指,造成终身残废。涉案房屋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2013年3月当我发现我的合法房屋被人侵占,起诉至美兰法院,请求法院主持正义。本想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公正,可我碰到了美兰法院何新法官、周恩源法官,他们均判决一个侵占我房产的人善意取得了我的房产,让一个强盗的非法行为变成了一个合法行为。这让我至死也无法理解他们所适用的法律,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从2013年3月至今,已有1年10个月,为了我的合法房产、为了我心中的正义,奔波在湖南和海南之间,奔波在美兰法院与海口中院之间,本就穷困潦倒的我,更是雪上加霜。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司法审判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是司法机关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依法治国对司法机关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果通过法律程序,结果却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们心中就会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就没有了说理的地方,公众就会丧失对法制的信心,依法治国失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我不希望更多像我一样遇到困境而寻求法院主持正义,而遭遇到不公正的结果悲剧重演,我希望我的合法利益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在海南即将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际,提出我对海南法官的几点看法。
一、强化法官的责任心
要用“人民司法为人民”的理念教育法官,通过不断强化教育,使法官从思想上真正热爱审判工作,增强其责任感,在工作中真正培养出扎实认真、高度负责、细心严谨的敬业精神,而不能再像何新、周恩源这样的法官,庭前不阅卷,庭中不认真听证,庭后不钻研法律知识。这都是责任心淡薄的表现。
二、提供法官法律业务知识
像何新、周恩源这样的法官法律专业素质较低,在审判过程中不遵循程序,犯低级的程序错误;不遵从证据规则,不知谁承担举证责任,任意主观认定事实;恣意进行法律推理;不理解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任意套用法条等。像何新、周恩源此类法官应当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法律业务素质。海南即将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施行法官员额制,应以此为契机,对全省法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业务水平进行全面摸底,职业道德主要在日常考核中评定,而法律业务水平可以通过水平化的考试来测评,如果测评不合格,应撤销其法官资格,避免像何新、周恩源此类的法官法律专业素质较低者再占据审判岗位,避免社会公众失去对法制的信心。
三、完善错案追究制度
除了提高法官素质,强化司法监督外,应加大对造成错案的审判人员进行责任追究。错案追究有助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助于规范法官行为,养成法官的良好习惯,有助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据史书记载,在古罗马初期就己经有了错案追究制度。当时“甚至允许不服判决的当事人同法官决斗。”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又设立了上诉制度,一经败诉,原审法官就要被判处刑罚。我国的错案追究也历史悠久。秦朝时规定了“见知不举”,西汉我国还专门设立了管刑罚的官,对官吏贪赃枉法,裁判的错案进行纠正,并对造成错案的官员追究责任。宋明时期,皇帝御赐宝剑“大臣代天子巡狩”,复查各地的冤狱,一经查实,对造成错案的官员轻则贬为庶民,重则杀头示众。当然在当今类似法制时代,不能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惩罚错案审判人员。错案追究应该是必须的,哪些错案应当追究?错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于审判人员过失违法造成的错案,即审判人员应当预见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违反法律、法规造成错案,但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己经预见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违法审判;另一类是故意违法审判导致的错案,即法官明知自己的审判行为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发生。前一类错案不是审判人员故意违法所致,损害后果的出现违背其意志,对这类错案应当根据造成的后果酌情从轻惩处。后一类错案的发生是法官积极主动追求的结果,其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种情况多是法官为了一己私利而询情枉法、拘私枉法。对造成这种错案的责任人应当从严从重处罚,坚决予以打击。

习近平总书记说,努力要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希望海南先行先试,希望这句话能在我身上得到体现。
刘方杰

2015-01-04

您好!您的留言收悉,感谢您对司法改革的关注与支持。关于您的案件,如您对美兰法院判决不服,可依法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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