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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6

请山东高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尊敬的山东高院大法官:
你好!我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遭遇司法不公,请求山东高院依法监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阳谷人民法院和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当事法官在(2019)鲁1521民初1969号和(2020)鲁15民终273号案件的审判中程序严重违法,违反证据原则非法采纳证据,对依法申请调取的证据不予调取,没有明确抚养费裁判标准,导致抚养费裁判数额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两审法官的不公平判决影响了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聊城中院在(2020)鲁民申256号案件监督程序中,无视法定事由,对依法应当启动再审的案件不予再审,对原告提交的能推翻原审的新证据,未对原告依法进行问询,直接书面裁定不予再审,导致未成年人申诉权利受损。
事实与理由:
一,两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审判组织不合法,二审程序未依法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57条及《民事诉讼法》解释256条相关规定;二审程序未依法发回重审,违反《民事诉讼法》170条第4款规定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25条规定。
(2019)鲁1521民初1969号抚养费纠纷于2019年5月5日在阳谷人民法院成功立案。原告主张被告在2011年12月-2018年12月年共8年都未曾支付抚养费,原告请求查明被告2011-2019年每年具体收入状况,依法裁判抚养费,请求被告依法补足拖欠的2011-2018年的8年总抚养费数额,并判请被告自2019年1月起按月支付抚养费,被告答辩称已将被告出生至成年的抚养费全部支付完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判令其不承担抚养费。
原被告双方对案件基本事实争议巨大且需要法院依法调取被告2011-2019年的每年的总收入作为裁判抚养费的依据,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采用简易程序法官独审制,一审法院审判组织不合法,二审法院并未依法发回重审,两审程序严重违法。

二、原两审法官采纳未出庭证人的证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两审法院未对被告虚假陈述和提供虚假证据等妨碍司法审判的行为并未追究,并剥夺原告的举证权利和辩论权利,并再裁判书中捏造事实说原告认可证人证词。
1,两审法官认定被告于2012年支付20万元抚养费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采纳未出庭证人的虚假证词不合法,证人也未通过其他方式接受原告的质证,根据法律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原审法官在判决书中说原告承认收到20万元的抚养费是捏造事实。
2,原告出示的证据均能证明被告方在法庭中虚假陈述并提供虚假证据,两审法官未追究被告虚假陈述和提供虚假证据等妨碍司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被告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3条诚信原则及涉嫌妨碍司法秩序的具体情况为:(1),被告陈述一共支付了42万元的抚养费,原告出示了来自被告手机短信承认42万元对原告母亲的损害补偿,;(2)被告对42万元中的20万元提供了未出庭证人的虚假证词,二审时原告出示了证人更正过后的证词及被告要求证人作虚假证词的来龙去脉,以及来自被告手机短信承认通过证人给予的20万元是损害补偿,并非抚养费。
原告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在2011-2018年未曾支付抚养费,被告在法庭虚假陈述并提供伪证。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和起诉前被告手机短信自认事实证据自相矛盾,未诚信诉讼,妨碍法庭审理,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法官认定被告在2017年10月至2019年1月支付40820元抚养费不符合在案证据。原告指出了被告指明的40820元已包含在被告42万元补偿中的抗辩理由,以及17笔详情转账单,只有8笔共计25800元标识是“**生活费或抚养费”字样,被告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员,转账行为具有连续性,被告应明确知晓每笔转账的实际用途,未明确是生活费、抚养费的转账即与本案件无关,其中还有2018年2月20日明确备注新年红包的1000元属于赠与性质,和2018年9月27日的860元,原告提交了2018年9月26日被告家人殴打原告的手机短信,两审法官无视原告提供的强有力的证据和理由,认定被告支付40820元抚养费,将抚养费和新年红包的赠与及对原告母亲的补偿等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
4,两审法官认定被告没有抚养能力与在案证据不符。通过被告提供的与原告母亲短短几页转账记录中(实际经济能力包括并不限于在案证据),显示出被告多次与家人亲戚,公司高管以及其他公司来往金额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特别明显的是2019年5月3日前后同公司高管和他人转来近80万的数额,这与被告陈述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不符,与两审法官认定被告没有抚养能力的事实明显自相矛盾。原告在二审提供了被告在2012年-2016年先后增资近亿资金用于企业经营,证明被告在2011-2019年应有良好的经济能力履行抚养义务。
两审法官在收到原告的证据后并未出示收据,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65条和《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
5,一审法官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4,105条,剥夺了原告的辩论权利,当庭驳回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与本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发表质证意见的申请,斥责原告只需被动回答法官的问题,法官问什么,原告答什么,无权对被告的证据发表意见,剥夺了原告辩论和完整陈诉事实的权利,在裁判书上将原告从未认同证人给予20万元是抚养费定性为原告认可,原告的质证权利被剥夺(庭审笔录如未如实记录此部分内容,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47条)。一审法官的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91条第1款和4款规定的情形。
6,一审法官开庭前未向原告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被告的答辩状和告知其他的相关诉讼权利和义务,导致原告在庭审时才知道被告答辩意见和证据,对原告准备相关反驳证据不利。一审法官也未召集庭前会议,未在庭前组织证据交换,也未归纳争议焦点,导致原告不知一审法院的审理重点和要查明的事实内容,只能被动的回答法官的问题,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法官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125,126,133条规定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5,226,228条规定。
在二次开庭过程中,被告当庭出示了一份新的微信转帐证据(第一次开庭未出示),原告要求对这份新证据补交新的反驳证据,一审法院以已过提交证据日期为由拒绝原告补交,阳谷人民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9, 231条等相关规定。
目前一审卷宗中的与送达证、出庭通知书等相关材料系伪造,相关材料的签字是法官助理在二次开庭前让原告及律师签的,说是为了邮寄判决书所用,日期和签字用途系阳谷人民法院自行填写,2019年8月7日原告和代理律师从未去过阳谷立案大厅。
三、原两审法官对申请人依法申请调取的证据不予调取,被告的收入数据是裁判抚养费数额的重要依据,缺少被告的收入证据将导致审判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对申请人依法申请调取的证据不予调取属于严重程序违法。
两审法院在未调取被告2011-2019年每年年度总收入的情况下,无法计算被告2011-2019年每年应支付的抚养费数额,裁判被告已将2011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抚养费全部支付完毕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裁判自2019年2月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也没有法律依据。
1,阳谷聊城两级法院对申请人依法申请调取的证据未依法调取,两审卷宗中从未调取被告2011-2019年每年度的收入数据。原告于2019年8月向阳谷法院申请调取被告2011-2019年每年经营企业的利润收入,一审法院采用被告2019年4月份的银行卡余额作为被告2011-2019年每年收入的证据,从时间逻辑上和调查内容均与原告申请调查内容不符。
2,原告向二审法院提交新的调查申请并申请对被告的企业账簿进行司法审计,包括申请法院调取被告2011-2019年间获得国家特殊津贴,及2011-2019年间担任阳谷政协委员的福利待遇,2011-2019年每年在企业的岗位工资及企业利润收入,被告名下2011-2019年的银行卡流水记录和名下数个微信流水记录等内容申请,二审法官以一审调查的银行卡余额能证明被告2011-2019年的收入状况为由直接驳回申请,不予调查。
两审法官对申请人依法申请调取的证据不予调取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6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和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第42条规定: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抚养纠纷等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对于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相关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四,两审法院没有依法明确被告应适用的抚养费裁判标准,导致审判错误,且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儿童权利公约》的宗旨和原则,在抚养费案件中没有把儿童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保护儿童合法权利的原则落实到位。
根据法发(2019)21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制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纠纷案件,要注意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条文规定,真正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精神贯彻于司法实践。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对家长给与诉讼指导,引导其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亲权诉讼,解决家庭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婚姻法》第37条规定的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指出:个体工商户、专业承包户、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抚养费,应根据其经营状况和实际利润按固定收入人群同比例支付。
案件审理时,两审法官未依法调取被告2011-2019年每年的总收入,未明确被告应承担的抚养费比例,在没有计算出每年应承担的抚养费数额的情况下,认定被告未拖欠原告2011-2019年的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判令被告自2019年2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两审法官行为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90条,第6款明显违反立法原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原两审法官审判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违法行为,致使审判结果有失公平,具体情况有:对申请人提供新证据的认定存在审判逻辑自相矛盾的情形;在必须到庭人员未出庭的情况下就审理案件;且驳回申请人抚养费先予执行申请程序错误。
1,本案是抚养费案件,属于家事审理范围,一审法官和二审法官从未遵循家事案件审理原则和程序审理本案,违反鲁高法办(2018)68号文件《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审判规程》。
2,本案被告具有抚养义务是必须出庭人员,两级法官在未强制被告出庭的情况下就审理案件,违反《民事诉讼法》109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174条。

3,二审法官启用互联网庭审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59条,二审法院口头通知原告互联网开庭,原告考虑到有录音证据需要当庭播放,请求实体开庭,二审法院不予允许,告知原告只能按法院安排出庭,不能申请法院更改工作进度。在二审判程序中,原告提供了一份被告承诺给原告买房落户的录音证据,被告辩称是酒后之言,已承认是本人所言,法官以录音证据不能证明真实性为由拒绝采纳。
请求山东高院调阅卷宗,启动再审,救未成年人脱离困境。

202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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